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，苏州人主要的消闲，就是吃茶与听书。

　 苏州的茶馆很多，而每一个书场又都是大茶馆内附设的一角，小茶馆则本身就是一个书场，上午卖茶，下午改排一下座位，就算书场了。

　 我家住在临顿路下塘的温家岸，上塘临顿路的书场就有十余家之多，陈设布置，大同小异，总是书台面对一只狭长的状元台，成为一个“丁”字形格局，两旁各置座位，这是一些老听客们的专座，他们真的是“听”，因为我看他们大都是微闭双目，侧耳静听的，如有说错的地方，只要说书先生一下台，他们会向他提一些意见的，苏州的土语，叫做“扳错头”。

　 听书的都是男人，难得有几个女听客，也只能坐在书场一角的“女宾席”里。那时还没有“评弹演员”的称号，更因为说书的都是男的，所以一律叫做“说书先生”。用琵琶弦子唱的叫“说小书”，用一把扇子、一块“醒木”的叫“说大书”。

　 我幼年时，时常跟随父亲去听书，那时只有听一档书，大约说一个半小时，但是说了一小时左右，就要休息一下，叫做“小落回”，然后再说半小时散场，结尾总是这句话：“明日请早”。

　 那时我不欢喜听男人学着女人腔的小书，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小孩，不理解成年男女的“卿卿我我”之事，所以对“私订终身后花园，落难公子中状元”实在不感兴趣。我是喜欢听大书的，打打杀杀，多么爽利，虽然表演工具仅是一把扇子，然而一会儿长枪，一会儿短刀，真是变化无穷。讲的又是忠臣义士、英雄豪杰，特别是战场交火的情节常使我入迷，有时晚上，也会“金戈铁马入梦来“的。

　 那时，我特别佩服两位说书先生，第一位是后来被公认的评话名家黄北麟，他的台风很好，儒雅得很，一身毛货长袍，一手持一根司的克（手杖），一手夹着一根雪茄烟，缓步登台之后，先把手杖置于桌旁，然后把烟斗掐灭置于桌上，一面倾注半杯清茶，徐徐啜茗，一面环顾台下的听客，然后不急不慢地放下茶杯，把那块“醒木”在桌上“啪”的一声，书场里就顿然鸦雀无声了。

　 他是说《三国》的，声音清脆响亮，更由于他双目带豁，表演关羽一角，惟妙惟肖，故而有“活关公”之美称。

　 我还佩服擅说《水浒》的王效松，说时口齿清楚，精神饱满，能把感情融入书中，那时还没有话筒，当然也谈不到扬声器，但是他能运用丹田之气说书，不论坐在前排还是坐在后排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特别是我听到他说“鲁智深倒拔垂杨柳”时候的一声吼叫，高下徐疾，势若霹雳，好像屋宇也有震动的感觉。离开听这回书的时间，已快近八十年了，但是至今声犹在耳，可见说书先生的本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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