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。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，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。耐人寻味的是，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，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。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。

　　翻开《辞海》，“经”字的含义有：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，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;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。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，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。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、讲解内容外，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，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，于是，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――经学。

　　所谓今古文的“文”，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。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，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(“蝌蚪文”)，即大篆或籀书。

　　秦初，秦始皇为箝制人们思想，实行愚民政策，大搞“焚书坑儒”。当时只有“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”得以幸免。西汉时期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，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。政府还专设“经学”博士，负责讲授儒家经典。至此，儒家思想被提升到“经”的地位。

　　可是，经过秦朝“焚书”的浩劫，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西汉流行的儒学多无旧典文本，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，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。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，属当时代的“今文”，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。

　　秦朝焚书之时，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。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被发现。汉武帝末年，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扩其宫室，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《尚书》在内的大批藏书。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，所以称为古文经。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，所以这些古文典重新问世以后，主要藏与皇家图书室，并没有得到重视。

　　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。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，发现了古文本的《春秋左氏传》。刘歆认为《左传》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，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馆，给以合法地位。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，他们给刘歆扣上了“颠倒五经”、“变乱师法”的罪名。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，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。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，则由此开始，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。

刘歆

　　从表面来看，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、解释的不同。一般来讲，解经时，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“微言大义”，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;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，特别在西汉，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，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。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，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。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，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，注重实学。

　　西汉时期，今文经学盛行，当时各经(“五经”、“六经”)博士均由今文经学派把持。西汉末年平帝时期，曾设古文经博士，以与今文经博士对抗。王莽改制失败后，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，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。同时，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，其影响也日益衰退。到东汉中叶以后，古文经学崛起发展，并压倒今文经学。这一时期，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，如贾逵、马融、许慎等人。许慎是贾逵的高足，他集毕生心血写成《说问解字》，为古文经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，他本是马融的高足，属古文经学派。但他不拘泥于师说，也兼通今闻经，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，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，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。至此，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方始告一段落。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。从表面上看，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在于文字。但从实质上看，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止于文字。今文学派在汉代，特别是西汉时期，受政府支持，属于官学。古文经则是“在野巨儒”的私学。古文经学也要想争为官学，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，从而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，这自然为今文经学家所不容。在这里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，而成为政治统治在经学领域的延伸。

　　东汉以后，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。东汉至唐，基本上是古文经占据优势,宋代则以怀疑而著称的“宋学”兴起。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、传注传统，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。这一时期，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，明代，经学进一步衰落。清代前期，古文经学复兴，至乾隆、嘉庆年间，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。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古文经学进入尾声，今文经学却又兴起。魏源、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，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派主张改制的思想，极力提倡今文经学。随着清王朝的覆灭，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。

　　今古文经学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：“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、政治哲学以明，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、考古学以立，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、伦理学以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