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秦始皇开始，就在北方修绵亘的长城防线，后世也多次营造，搞得今天还有人对着八达岭的砖墙遥想秦始皇，或是站在山海关城头大谈汉唐雄风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　　历代北方长城地图(来源：维基百科“长城”条下，另有董耀会制作的、中国长城学会出版的《中国历代长城总图》，均较准确，读者可自行查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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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幅地图的时间轴是自左向右，由战国到明朝，以不同颜色标记不同时代的长城走向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秦汉长城的东段，向北远远超出明长城的范围，汉长城的西段，更是跨出了今天的国境，横亘于蒙古国境内。

　　在某些人眼里，这或许又是一条明朝人血性不如秦汉先祖的证据，这又是一起无知导致的“惨案”。

　　一个简单反问就是：秦始皇、汉武帝都属于“血性”充沛的纯爷们儿，前者北逐匈奴或可算收复失地，后者的大军却“临瀚海而还”，直接在贝加尔湖(在今俄罗斯境内)饮马，怎么国界只到今天的辽宁、内蒙古，没有占领西伯利亚?

　　原因很简单，地理。

　　“400毫米等雨量线”是中国半湿润气候和干旱气候的分界线，也是农耕区和不足以发展农业地区的分界线，农耕民族曾经不止一次地突破这条界线，但都无法长期、稳定地建立有效统治。

　　为了防御机动性更强的对手入侵，围绕着“400毫米等雨量线”汉人(农耕民族)开始修筑长城、烽燧等防御工事体系，客观上，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就变成了以长城为界。

　　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：

　　长城以南，多雨多暑，其人耕稼以食，桑麻以衣，宫室以居，城廓以治;大漠之间，多寒多风，畜牧畋鱼以食，皮毛以衣，转徙随时，车马为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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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详细对比上面的两幅地图，就会发现，历代长城的走向和“400毫米等雨量线”并不完全重合，这固然有军事力量对比消长的因素，更根本的则是气候的变迁。

　　春秋到秦汉有一个“高温期”，紧跟着是魏晋南北朝的“低温期”，隋唐气温回升，直到晚唐、五代开启了一个长时段的“低温期”。

　　平均气温高，降雨量更多，无霜期更长，相应的，农牧分界线也就会北移，秦、汉长城，唐代的三受降城，都得益于这样的条件，才能深入内蒙古草原的腹地。

　　霍去病曾经触碰西伯利亚，唐军曾穿越蒙古国，蓝玉也曾深入大漠直抵捕鱼儿海，最终，他们的大军还是会回到“自然边界”的后边，等待老对手的再一次崛起，是他们短视、封闭吗?

　　当然不是。

　　犁庭扫穴的进攻战争，或许能摧毁游牧民族的“行国”政权，甚至消灭某个民族的绝大部分人口，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，当蒙古草原出现势力真空时，东至大兴安岭，西至叶尼塞河流域的原始森林里，绝不缺少垂涎三尺的“接盘侠”。

　　或许有人会说，那就占领那些地区好了。

　　不幸地是，相对于广袤的大地，擅长耕种、能理解礼乐华章的汉人数量实在太少了，比如，西晋时五胡纷纷内迁中原，晋人江统在《徙戎论》就说：

　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，率其多少，戎狄居半。

　　议论当有夸张成分，但作为汉文明的传统核心区域，关中地区(今陕西南部)聚集了大量羌、氐、杂胡则是不争的事实，有人说这是个“农夫与蛇”的故事，西晋王朝不接纳胡人，自然不会有五胡乱华。

　　其实就算晋人紧守边塞，一波又一波的骑马民族迁徙狂潮一样会汹涌而至，不过是请进来，还是打进来的区别罢了，蒙古灭亡金朝(金朝也修有长城防御草原民族)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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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由于北宋、明，两代的人口数量，学界普遍认为记载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而有严重的低估，此处直接采用1820年清朝的人口密度示意图来与汉、唐进行对比。

　　如图所示，清代的人口分布，传统汉地十八行省(孙中山语)一片金黄，而东北、蒙疆、回部、藏区等清王朝的“自留地”，则在长期的封禁下，处于绝对的地广人稀状态。

　　试想，几个月看不到一个人影的国境线，又如何挡得住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?假使没有清末的“放垦”，无数汉地百姓的闯关东、走西口，大清朝那所谓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“嫁妆”，又有几尺能够留给今天的中国，实在是个未知数。

　　同样道理，在秦、汉、唐、明这些朝代，长城外面那些地广人稀，难以耕种的土地，真去占有，又能保住几分?